我的小学生活里有幸福作文(我的小学生活里有幸福作文600字)

回想起来,我的小学与其他大部分同学都不同,读小学的,要不是五年,要不就是六年。而我却不多不少,读了五年半。我们那一届的都是读五年半,毕业那年应该是1974年。

读一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是春季招生,也就是过完年以后,父母就说,哦,你又大了一岁了,今年该去读书了。那时的农村,既没有幼儿园,也没有托儿所。城市、工厂、矿山里有托儿所,农村的孩子,只能自己玩,摸鱼搞泥巴煮假饭,算是少儿时的正经节目。报名读书的那一年一个是1969年春节过后。

我的第一任的启蒙老师是一个大我十五六岁的古老师。那时,是在一个黄姓的大祠堂里读。读到小学四年级,就到大队的中心小学读了。一年级到三年级叫初小,四年级到五年级叫高小。我记得整个生产大队有一个中心小学,四个初小。

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好像也没有做过出格的事,学生也少,可能四五个人一个年级的样子,整个祠堂也就二十个学生不到,但现在想想,谁跟我一起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小学三年级呢,那就一个都想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每个初小都只有一个民办老师,课程好像也就只有语文算术两门课程。

唯一一件印象很深的,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去到学校外面的一个大石头上晒太阳,把外套一脱丢在那石头上,然后听到上课铃一响,就急匆匆地回到教室上课,把外套丢那石头上了,一直放学后回到家,也没发现衣服丢了。一直到第二天,老师把捡到的衣服拿回给我,并问我是在哪里丢的?那次算是第一次做正正经经的回忆训练,想了老半天才想起来。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城市的学校都在搞红卫兵串联,停课,但好像我们农村没有停过课,小学也好,中学也好,都没有停过课。中学有工宣队,小学没有。

到小学四年级,就到中心小学读了。《算术》也改为《数学》了,语文还是语文,多了唱歌画画等课程。开始戴红领巾了,与部队一样,有班长排长连长,连长是学生里面最大的官。除了正经的语文,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背老三篇。啥叫《老三篇》?就是毛主席的三篇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背得好的,背得熟的,每天早上做操前,就在前排领读,记性好的那些同学,叫我们羡慕得要死。

学校旁边有一块田,原来的小河由于涨洪水改了道,在老河与新河之间有一块地,也归学校耕种,但主要不是小学生来耕种,而是另请了附近的农民耕种。离学校一两公里的地方有另一块旱地,我们每年都去锄土,种的红薯。

那时候,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叫黄帅,女生。写了一篇作文,批判师道尊严。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老师与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比今天那个上台抢老师话筒的高中生,文明得多了,也进步得多了。最起码虽然每天每天都在讲阶级斗争,但依然把老师当成“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战友那就是同志啊,那就是我们还是一伙的啊。

那时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各地方省报等等报纸,都全版转载了黄帅同学的作文(一说是信,记不太清了),广播收音机也每天播。号召全国小学生向黄帅同学学习。

于是,某一天,看见老师端着一盆盆热气腾腾的红薯回到楼上分赃的时候,一帮小学生口水咕噜咕噜吞的时候,生平第一次写了一张揭发批评老师侵吞我们劳动成果的大字报。谢天谢地,第一次成为老师与同学都刮目相看的勇敢少年。但这张大字报只是笼统地批评所有的老师而没有针对某个别老师,因为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对事不对人。

但也因为这张大字报,读书就几乎到此为止。别说后面上大学,连中学都比其他同学少读了整整一个多月。别人都是九月一日开学报到,而我却是十月十号才踏进中学教室。此是后话。

据后来父亲说,教我语文和音乐的徐老师,私底下跟我父亲交流时,曾对他说,你这孩子聪明,会读书。长大后,你这孩子,要不在牢里,要不做大官,要不发大财。徐老师已经走了有二三十年了,以前每次回家都会去看望他。虽然直到今天,老师预测的结果一项都没中,但我知道老师为我费尽了心机,与父母一样,操碎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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