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真精彩写一篇作文（我的小学生活真精彩写一篇作文三年级）

文／蒹葭碧风

我正式入学的时间比较晚。一是那时农村小孩入学本来就晚，到六七岁没有入学的孩子较为普遍。二是我当时对上学有惧怕心理，受不了课堂的约束，贪玩的心理较重。

记得在我7岁左右时，就随村里的大一点的孩子“上学”了，实际上不是正式上学，而是跟着大孩子以玩为主，有时还装病不去上学。

大约过了两年时间，算起来应该是1970年，一个春天（那时是春季开学）的早上，村里小学的老师便找上门来，跟我母亲说，你家的孩子早已超过入学的年龄，不能再拖着了，必须上学了。这时，母亲才正式要求我和弟弟（小我两岁）一起入学，那年我九岁。

催我们上学的老师，是村上唯一的一名民办老师，按照辈分，我该称呼其老爷。其实他年龄不大，那时大约20多岁，但在我们眼里，他好像是四五十岁的样貌，他为人和善，对学生是循循善诱、无微不至。

小学校位于村庄南头。说是学校，其实只是坐北朝南的三间屋，土墙瓦顶，是原来废旧的大队部。

学校的南边是一条小路，小路上边有一条灌溉渠。学校的西南百米处有一眼古井，村里的生活用水都来源于此。紧邻学校的西边，是终年流淌的清澈的小河，河上有一座石桥，通过石桥可以到奶奶家。学校的北边、沿河岸边零落地居住着几户人家，学校的东边是大片的农田，这是我们春天放风筝的最佳地方。

学校就开设一年级一个班，班里有近二十个学生。教室的西山墙上，糊上一片水泥，刷上黑漆，便是黑板。学生的座位，是土坯和高粱秸秆搭建起来的，以土坯为腿，用秸秆铺面，在秸秆上面糊上一层泥，即为“课桌”。

为了使桌面光滑，我们就自己动手，在桌面上面，再糊上一层细泥，待细泥半干后，再找来碎碗片在桌面上“抛光”，这样，桌面既平整又光滑。那时的小朋友，好像对此事都乐此不疲，经常在一起比较桌面的平整度和光滑度。上课坐的小板凳，都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

学校不收任何费用，老师的待遇就是大队给记公分，年底可以凭公分取得粮食。

那时，庄户人家都很穷，我们也没有什么学习用品，只是老师发给的两本书（语文、算术）和一支铅笔。家里将毛巾对折缝起来，再缝上用两根布带，这便是我们的书包。“后书包前板凳”，是那时我们上学时的标配装戴，就是把两根书包带从头上套下来，书包在后背上，胸前书包带挂上小板凳的两条腿。

回想起来，这样的装戴很好笑，但也很科学，因为这样的装戴，可以把两只手解放出来，上学的路上不耽误嬉戏打闹。

那时，学习没有压力，书本上内容，我基本上都能背诵下来，所有的生字都会写，所有的加减法都会算，开学不到一个月，老师就让选我当班长。从此，班干部这一“职务”，一直从小学伴随我到中专毕业。

那时的学习和生活，可谓是无忧无虑，尽显少年玩耍之天性。我们课间休息时，我和小伙伴们就在教室南边的沟里玩捉特务的游戏，有位男同学因常穿一身姐姐退下来的花衣服，就让他扮演特务，其“花特务”外号，一直沿用至今。有时我们贪玩，忘了上课时间，直到疯得全身出汗、头发滴水，老师到沟里拧耳朵，我们才会乖乖地回到课堂里。

老师教课很认真，方法也灵活，老师在黑板上写上生字，然后又在一块砖头上写上同样的字，然后让我们辨认，目的是考验我们“字搬家了”还认不认得。

随着我们学的字多了，老师就额外地教我们写村里大人的姓名，当时我们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教我们学写大人的姓名，到了麦收季节我们才知道老师的用意。麦子收获后，生产队便给各家各户分粮食，粮食过秤后，在场上分成一堆一堆的。这时，老师便带着我们到打麦场上，给每位学生发一支粉笔，让我们在每堆粮食旁边，写上户家的姓名。我对此很有兴趣，也很有成就感。

上二年级时，学校搬到了奶奶家南院的民房里，这是个东西狭长的院落。

座西面东的三间堂屋，是户主人居住，我们的教室，是面南的三间偏屋。教室只用三间偏屋中的西边两间，东边一间，是一名上海知青的住房，教室最后一排的拐角处，是那位知青的锅灶。

教室离奶奶家很近，仅一墙只隔，课间休息时，我和弟弟便到奶奶家寻找吃的。那时生活很艰苦，奶奶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偶尔能寻到的只是粗面的凉窝窝头。

记得，有一天午后，天正下着小雨。我刚走近进教室，便闻到缕缕的香味，我闻到这是久违的猪肉香味。那时，农村家家户户都吃不起肉，只有在过年或家里卖猪时，才能吃上一顿猪肉。

走进教室，才看到是那位知青正在吃午饭，饭桌上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烧猪肉。顿时，我条件反射，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眼睛远远地瞟着那碗猪肉。

这时，只见那位知青，捡出一块带毛的猪肉扔出门外，我的目光随之转移至门外，紧盯着雨地中的那块带毛猪肉。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放下书包，走出教室，观看四周无人，立即捡起那块带毛的猪肉，经屋檐雨水冲去上面的泥渍，拔掉上面的猪毛，和着雨水一起咀嚼吞咽。现在回想起来，感受很复杂，有体腹本能上的获得感，更有无限辛酸、无奈和屈辱。

在这个院落里上学，大约半年时间，学校又搬到了村庄中部的一所三间房屋里。由于有新生入学，学生逐渐增多，一个教室开两个年级的班。老师也增加了两名，增加的两位老师都是女性，都是本村人，一位姓付，一位姓王。付老师教课的水平较好，同学们都很喜欢她；王老师教课不行，经常出现错别字，后来就不教了，出嫁到别村去了。

大约上三年级时，由于学生多了，教室十分拥挤。我们庄上的几位同学，被分流到另一个自然庄去上学，这个自然庄叫老庄王。老庄王离我们庄有三华里，教室设在生产队面东的三间屋里。学生大概有十几个，我们庄有六七个，老庄王有五六个。

老师是位50多岁的男性，姓王，面庞黝黑，终日戴着老花镜，像个账房老先生，说话和上课，慢条斯理的，且声音很小。他虽是学校的唯一的一名老师，但他不经常给我们上课，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作业也时常不批改，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自习。再后来，他干脆就不来给我们上课了，他让他刚初中毕业的女儿替他上课，后来听说老王老师不来上课的原因，是去打麻将去了。

小王老师，大约20岁左右，微胖，穿着时尚，讲课温婉。后来，她嫌学生太顽皮，索性也不教了。

这期间，老王老师，偶尔也来上几次课，也多是哈欠连连、心不在焉。这样的情况引起同学们的不满，于是，罢课回家，不在这里上学了。

回家没几天，家长和村干部发现我们“逃学”，就劝我们返校上课。我们讲明了原委，并表示坚决不到老庄王上学。村干部无法，就联系附近村滚桥刘小学。

滚桥小学，离我们村不远，大约三四华里，是一所完小。这所学校比先前的学校大多了，学校是一个坐北朝南四合院式的，房屋多是砖瓦结构的，大约有五口教室，另有三间教务室，学校门前有一块像打麦场般大小的操场，操场南边是一条小河。

新学校、新环境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心奇、兴奋。学校的教学比较规范，上课不再是由老师吆喝，而是以打铃作为信号；学校老师有六七位，学校开设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等课程，学校的学生也多，大约有200名左右。

我们到校后，被分配到三年级班。班主任姓刘，腿有点残疾，他教我们语文课，他上课很认真，对待学生很温和。

此时的我对学习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学习成绩也日渐向好，不到两个月，我的成绩就名列前茅。刘老师就根据班里的学习情况提出改选班委会，我被选为班长。刘老师对我很器重，每次上课，都让我带领同学朗诵课文，每次提出问题都让我先回答，给同学们作出示范。刘老师对我的爱护和培养，让我很感激。

记得有一年初春的上午，天气还很寒冷，我和一位同学在课间休息时打闹，他不慎将我推到操场南边的小河里，我的裤子全湿了，我被冻得直打颤，几位同学立即把我拉上岸。刘老师得知情况后，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同学，并把我带到学校的一间值班室里，让我脱下衣服在床上休息。他亲自找来柴草升起了火，给我取暖，帮我烤干衣服。

柴草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火光映红了老师的脸庞，温暖了我的全身，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师叫醒了我。老师说：“起来吧，现在已经放学了，你的衣服也烤干了，穿上衣服回家吧！”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上四年级时，教室里的泥土凳，换成了木课桌。班主任换成了刘培华老师，老师和同学还一直对我很信任，继续选我当班长。这期间，我对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学习成绩持续名列前茅。有时学校组织考试，老师干脆就让我免试，直接参加监考。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即将结束。1975年的春天，在草长莺飞、春花烂漫的季节，我和弟弟就要小学毕业了。

有一天下午，班主任课后宣布：你们期末考试全部合格，小学就要毕业了，明天早上六点，全班同学到校集中，统一到县城照毕业照。消息一经宣布，同学们顿时欢呼雀跃，兴奋无比，把课桌敲得山响。

放学后，我们在松软的土路上跳跃、在青青的麦田里追逐，把书包或课本抛向空中……我和弟弟飞奔到家，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听后，也非常高兴，且嘱咐我俩做好明天早起的准备，还要求我俩在天黑之前要把猪草打好。

晚饭后，母亲分别给了我俩每人一元钱，作为第二天去县城的午餐费，并嘱咐我俩早点休息。

那夜，注定是无眠之夜。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时不时地从被窝里爬起，看看窗外天亮了没有，躺在床上眼望房梁，支起耳朵，静听大公鸡叫了没有，唯恐睡过了头。

大约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和弟弟就起床了。走出院外，天空依然繁星点点，村庄一片静寂，偶尔能听到狗的叫声。我俩叫上村西头的同学超产，结伴来到二僧家集中。

二僧同学已准备好早餐——煮老鳖加玉米饼。二僧说，昨天晚上在水塘里捉到一只老鳖，家里大人都不愿吃，今早我们吃。一大盆老鳖和一筐头玉米饼端上来后，我们几个同学便风卷残云。

随后，我们便来到学校集中。到校后，天还没有亮，我们在教室里点亮了煤油灯。起初，同学们还能老老实实地静静等待天明的到来，不一会就坐不住了，彼此在一起嬉戏打闹。打闹声惊醒了隔壁的知青体育老师，只见他穿着秋裤、踏着鞋，气势汹汹来到教室，瞬间给我们几个男同学头上，每人来一巴掌，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走时还狠狠地看了我们几眼。体育老师走后，教室里又爆发出嘿嘿的笑声。

刘老师到校后，叫我集中同学们，列队赴杨疃街乘车。我们大约步行一小时，到了杨疃街的公路旁，刘老师让我们在路旁等车，他便向前胸挎着小木箱的售票员买票，每张票是五毛五分钱。同学们都翘首北望，期待客车的到来。

不多时，北面影影绰绰来了一辆车，我们认得这大概就是客车，因为我们从以往吃过的两毛钱一包的饼干包装纸上看到过客车、飞机和轮船的图像。我们上车后，大家都感到车内处处新鲜，车窗外的田野、树木、房舍像箭一样地后退，这时我们才理解这就是课本上说的成语“风驰电掣”吧。

同学们在车内欢声笑语。不一会，同学们车还没有坐过瘾，老师说县城到了。下车后，老师引领我们来到县城最繁华的地方——隅顶口。哇！县城好大！街上车水马龙，来往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四周的店铺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街上的一切，都令我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心奇。

老师把我们带到隅顶口东南角的人民照相馆，这是县城最大、可能是县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

我们排队，依次进入照相间，照相师傅让同学坐在小凳上，随之开启聚光灯。聚光灯开启的瞬间，我感到很热、很不适应，顿时手脚不知放在何处。面前放置一个三脚架，架上有个大箱子，大箱子上盖一方黑布，我心里想，这就是照相机了。

照相师傅在黑布下面操作一番后，手捏着一个椭圆形的像皮球，然后高声地说：“昂头、挺胸、看镜头”，随之咔嚓一声，我们稚嫩的少年便定格在这里。

我们的小学时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