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邻居,是一个残疾的叔叔,我们村大部分人都姓黄,这个叔叔是为数不多的姓李的人家。

说起来,李叔的残疾还是我们目睹发生的,记得大概在80年前后的一个夏天,我们一群孩子中午过后就泡在河水里,突然听到远处那个河塘附近一声震响,孩子们马上就知道,那里有人炸鱼了,于是一大群光屁股们一窝蜂地向河塘跑去。
到了河塘一看,清澈见底的河底没见一只鱼,大家都垂头丧气的时候,有一个突然看到河岸那块石头上倒着一个人。
孩子群里最大的那个马上爬上岸去看,发现就是李叔,于是就有两三个回家去报信,然后大人来了才把李叔抬回家。
后来的结果是,李叔的右手从手腕处锯掉了,记得李叔的母亲看到儿子被抬进门的时候,老人家双眼一闭就昏倒在地。
从此后,李叔就成了一个残疾人,出院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群孩子还是在村口的河里泡着,李叔竟然撇下接他出院的老婆,硬是跳到河里和我们混了一阵子,还说是你们这帮小家伙救了我一命,我得感谢感谢。

期间,他还高高举起自己光秃秃的手腕,脸上看不到半点泄气的表情,大咧咧地和我们说,你们以后都得听我“一把手”的话。
尽管李叔不为自己身体的残疾在意,但在生活面前也不得不低头,因为失去了最关键的右手,很多农活都干不成了,他也曾尝试过一只手挖土、一只手砍柴,但最终都不得不放弃。
李叔的儿子比我大两岁,因为两家门对门的关系,我们从小就是“光屁股”之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父母总会有意无意地留李哥在我家吃饭睡觉,现在想来,或许大人们当年也是想用这种方法去帮李叔一把吧。
李叔的母亲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去他家玩了,孩子们不知道天高地厚,更不管是自己家还是别人家,反正一群孩子进了门,家里根本就不得安生。
但李奶奶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半个字,连笑骂都没有,反倒是拉着几个比较小的,悄悄告诉他们一些“方法”。

自从李叔残疾之后,李奶奶的脸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过笑容,因为很快就包干到户要单干了,一只手的李叔,怎么能负担起全家的生活呢?
幸好李婶也是个贤淑的女人,除了不再允许李叔下河炸鱼之外,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埋怨过李叔。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天光天黑地做起了男人们的活计,有时候天黑了很久才回家。
李奶奶看到这一切,就忍不住对着儿子叹息了,这样子下去可怎么办啊。
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看到李叔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边,只是闷声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有时候盯着河水发呆。
但只要我们走近,他的脸上马上多云转晴,有时候还会在岸上指挥我们分成两队打架,有时候会干脆下水教我们怎么扎猛子和狗刨。

一段时间后,李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分给自己家的水田和山土全部退回给村上,说自己反正种不了,与其荒在那里不如给有劳力的人家种。
那时候的水田和山土可是一家人的口粮啊,大家都劝他,你自己不能种可以请人啊,我们有时间也会帮你的。
但李叔就是不要,最后还是大家做了个两全之计,田土都由另外一户人家种,每年给李叔一些粮食当租金。
李叔不种地了,并不是破罐子破摔,反而做起了“小买卖”,主要是去邻县找小猪仔,然后介绍本地人去那里买。
因为邻县的猪仔长得快还更多瘦肉,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李叔也赚了一些钱。

尽管别人问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头猪仔能赚多少,但从李哥两兄弟的衣着,以及再也不拖欠学费了这些小迹象看来,李叔还是赚了点钱的,最少不用为没饭吃而担心了。
大概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们已经开始上初中了,改革的深入,猪仔的生意也不可能再有起色。
李叔不知道又是哪根筋打错了,把邻县的“货源”一股脑给了朋友,自己竟然买回来好几百只鸭子,每天一大早就赶到河里去,晚上才会赶回来,李叔的吃住就在河里了。
当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养一群鸭子并不累,反正就是坐在那里,只有在河岸两旁的稻田成熟前后一两个月才要盯紧,别让鸭子吃了人家的谷子就行,其实还是挺轻松的。
但晴天或许还没有啥,一到刮风下雨或者下雪的时候,李叔也只能风雨无阻地去看鸭子,那份心酸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有付出就有回报,大概是第二年年中的时候,李叔的鸭子就下蛋了,于是,每天早上我们就会见到李婶挑着鸭蛋挨门挨户地吆喝。
那时候生活水平并不高,每家都会养那么三两只母鸡下蛋吃。鸭子虽然也有,但很少见过这么多鸭子同时下蛋的。李叔的鸭蛋从来没有堆积过,有时候甚至还需要提前预定。
就这么过了三五年,李叔修房子了,一改我们当地土墙、卵石瓦房风格,而是时髦的红砖钢筋平顶两层小洋房。
反正,那时应该是李叔家最风光的时候,新房子入伙的时候,远近的亲友都过来喝喜酒,其他不说,就是为李叔身残志不残的坚韧而佩服。

这时候,据说李叔已经是我们全村的首富了。一家三个大人五只手,还有四只是女人的,却能建一栋街上才有的洋房,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叔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楷模了。
但有钱了的李叔并没有停下来,最难得的是,只要看到谁家有了啥困难,他还会主动去问要不要帮忙,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资助那么一百两百的情况不是一两回。
最难得的是,那年我们村里集资修大桥,原本因为李叔是残疾的缘故,他夫妻俩的份子钱是大家一致同意免了的。
可李叔不干了,亲自跑到村长家里,把厚厚的一摞百元大钞摔在村长的桌子上,举起自己那只残疾的手腕,嘴里还在嚷嚷说:

我姓李的虽然只有一只手,但修路搭桥不能丢下我。你们不要我的份子钱我也领情了,这个算我的捐款吧,说完就扬长而去,生怕村长不收他的钱似的。
再后来,我们这群孩子也长大了,李叔的儿子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一开始跟着李叔养鸭子,但并不满足那点收入,后来也去了广东。
但两兄弟都没啥财运,只能在码头或者工地卖苦力,连续几年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只要两兄弟回家,李叔还是笑呵呵地接着,嘴里偶尔也会抢白儿子,说你们四只手还不如我这一只手。
但李叔早就把两个儿子的大事给安排好了,不但给他们俩每人建了一栋房子,还说好了亲先后结婚成家。

大概在2010年前后,72岁的李叔去了,村里只要在家的人,天没亮就起床去给他送行,大家都唏嘘不已,说村里再也没有这样的“一把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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