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农场与劳改单位还是大不相同的,在此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十天半个月可以请假回家一次。刘亦秀回家了。快到家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看看左右:这马路宽得很呀——意思是,人家说冤家路窄,怎么在此处遇到你!此人就是左步云。迎面而来,闪都无法闪。左步云停下来,很不情愿地打招呼:“老刘,是你?”看着刘亦秀虽比以前瘦了些,但是浑身上下收拾得整洁干净,看不出落魄的样子,于是又来一句:“还好吗?”刘亦秀望着左步云,想说一句出怨气的话,还是忍住了,他记住了谭老师的话,发脾气没气着别人先伤着自己!只淡淡地说:“也就这样吧!”很快擦身而过。
刘亦秀的老婆在工厂上班,女儿刘婷婷比袁书琪矮一级,读高一,也在书琪一个学校。古人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象刘家这样的大财主,稍微藏点掖点,够普通老百姓过上十年八年。所以,尽管刘亦秀只拿生活费,老婆工资也少得可怜,他们家的日子却并不清苦。在家里,刘亦秀听老婆说最近学校发生的事,几个人打架弄出人命倒没作重点,女人嘛,就对花边新闻上劲。她说那个与两个男生谈恋爱的女孩,叫什么珍,一出门就有人指指点点,学校周边的妇女这个这么编,那个那么编,越说越离谱,弄得那个女孩白天不敢出门。刘亦秀告诉老婆: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你老大不小的,不要跟着瞎说。别人说啥事没有,把你的话拎出来,就有文章做。吃过午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他准备小憩片刻往回走。躺在床上也睡不着,一会儿想着遇到左步云的事,一会儿又想着老婆说的花边新闻。想着想着,心中的魔念徒然升腾!他找了两件很旧的衣服,把身上干净衣脱下放到挎包里,又找了一个过去钓鱼戴的破草帽,走出家门,蹓到一个菜市场。来回蹓了两趟,终于找到几个小叫花子。他佝偻着身子,压低草帽,上前和他们拉近乎:你们在哪里要?我怎么没看到过你们?那几个小叫花子见是个老要饭的,说,我们也没见过你呀。刘亦秀从袋里掏出两个馒头,分给他们一人半个,说,我比你们会讨些,我已经吃过了,这些给你们吃。那几个围上刘亦秀:在哪好讨,你带上我们!刘亦秀说,好呀。有个人叫我在街上说几句话,就给我好几个馒头。你们明天十一点半去培智中学后门,看到一个四十岁的女人,二短毛子,走路右脚有一点点上下颠,就冲着她喊,边喊边跑,从后门跑到大门,大门西边有个巷子,你们跑到巷子里,会有一个人把馒头给你们。小叫花子们对他望着,那意思是,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呀!刘亦秀见他们狐疑,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五毛的钱,递给其中一个稍高点的孩子:“这钱也是那人给的,你们拿去分吧,你们不相信就算了,这馒头和一块钱就算我们交个朋友。”说着转身就走,那几个拦住了他:大叔,我们没说不相信你,喊几句话还不容易!你说吧。刘亦秀说了几遍,然后又叫每个孩子重复一遍给他听,最后叮嘱:一定要边跑边喊,一定要惹她追你们,一直追到大门口。你们就闪到巷子里。刘亦秀同几个小叫花子说了不少暖心的话,把几个臭小子哄得一楞一楞的。刘亦秀足足在这里缠了两个小时。他觉得事儿办得很妥帖,找一个地方换了衣服,丢了草帽,就向师范学校农场奔去。
第二天,几个小叫花子守在培智中学后门口,见钱文淑走出来,那个大的一看,对同伙说,是的,就是她,于是,一,二,三,齐声喊:钱主任,哪里好?左大哥,有大鸟!钱文淑一听,楞住了,望着几个小叫花子,那几个一拍手,更大声喊,这一下她听出了明堂,气得脸发青,从路上捡起一块石头就向他们砸去!那几个边跑边喊,钱文淑从后面追,一拐弯,要到学校大门,她一想不对劲,停下来,转身往回走。她一路走一路想,怎么会突然蹦出几个小叫花子?小叫花子怎么知道那茬子事?她百思不得其解。
学校大门在南,后门在北,西面一条巷子,东面一条巷子。靠东面巷子的几户人家正好有几个妇女在外面听到小叫花子一路跑一路喊的声音,也看到钱文淑在后面追,又忽然停下。那些妇女平时没事都能造出事来,今天听到新闻,又是钱,又是左,又是大鸟好,怎么不兴奋?
这些妇女成天有事没事就叽叽喳喳,她们知道钱是谁,也知道左是谁,你看她们编吧,怎么刺激怎么编。“哟,难怪那个小妖精一人和两个男生搞,她有好老师呢!”“钱主任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有味儿,还是校长把她滋润得好!”这些乌七八糟的话自然会传到校园,钱文淑恨无地缝可钻,又无可奈何。她找了适当机会告诉左步云,老左气得脸色铁青,他让钱文淑自己不要乱了方寸,就象没事一样,你越紧张造谣生事的人就越嚣张。打发了钱文淑,左步云脑子飞快地转起来,他琢磨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他和钱的暧昧做得很隐秘,不会露出马脚,小叫花子如何得知?他想起昨天在街上遇到刘亦秀,可刘亦秀见面也只平平淡淡,没看出什么敌意,再说,他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呀?他找了一个平时信得过的校工,嘱咐他到街上去找到那几个小叫花子,问他们,是谁教他们在学校后门口拍手喊话追人的?好好地哄着他们,不能吓着他们。那位校工不负所托,得到的信息是,一个驼背老头拿馒头哄他们,说这么喊会再有人给馒头,结果他骗了我们,第二天没有人给馒头!左步云就纳闷了,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一个驼子?这驼子又怎么知根知底?难怪说阶级斗争形势复杂,这么个小地方都能生出乌烟瘴气!算了,随它去吧,看能把我怎么的!
老师们当然也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毕竟是知识分子,又涉及到校领导,没人乱说。语文组的慎老师是新调进来的,不知底细,试探地问袁伯驹是怎么回事,袁伯驹赶快挥手:我哪知道这事,流言止于智者,别信街上人胡说。张承彦哼了一句谁也摸不着头脑的话:“上士杀人用舌端!”祁思魁琢磨:老夫子是说,有人用流言杀人?他过去看《东周列国志》,里面有个“晏平仲二桃杀三士”,手段高明,那还没用上言语。用流言抹黑一个人,好比诬告信,用上八分钱,叫你查半年。当事者要辩解,往往是越洗越黑。这样的上士也太阴险可恶了。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真的假的用不着我操心。
其实,大家心里都在想,无风不起浪,看钱文淑那平庸的样子能混到总务主任,说不定哪天能当上副校长,还不是左步云的器重?说左步云用她原来是看杜副局长的面子,现在老杜没什么面子了,她仍然得势,是不是另有奥妙?看不惯钱文淑和对左步云心存芥蒂的人,巴不得他们惹点麻烦。
按理说,这点花边新闻对学校眼下要搞的反右倾没有关系,可是它加重了左步云的敌情意识,他想,不给一些暗中捣鬼的人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他召集包括姜铭在内的在反右斗争中表现积极的中层干部开会,对反右倾揭发批判再动员。揭发批判,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隐藏得再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你们可以对照上面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哪些方面对党的方针政策,对新生事物的攻击性言论,在我们身边找出他们的应声虫。姜铭这些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当然知道人们关心什么,经常说些什么,不留意,什么都不是,一用心,还真的能拎出一点干货。就象有人说,站起来看地上,没有蚂蚁,蹲下来一看,全是蚂蚁。会上有个人说,我们平时也没听到有什么人议论政治话题,小鸡小鸭,鸡毛蒜皮,上不了台面。左步云说,你举个上不了台面的鸡毛蒜皮的言论说说看。那人说,比如,出了冯至珍那个事,有人说,为了一个鸡蛋惹出这么大祸事,要是大家都有鸡蛋吃,哪能出这样的事?左步云说,很好!见微而知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说饿死了多少人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怎么就知道是饿死的?这不是在挑事吗?明明是在校学生不能谈恋爱而偏偏谈恋爱,因争风吃醋闹出祸事,硬说是一个鸡蛋,进而说大家都没有鸡蛋吃,这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的饿死很多人的言论如出一辙。你们的阶级斗争警觉性太差了!就这样的东西值得深挖呀!左校长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与会者豁然开朗:同校长相比,我们真不是差那么一点点,大家纷纷表示,一定按照校长的指示,把揭发批判搞深搞透。
钱文淑虽是按照左步云说的,对那天的事尽量不去想,可是她没有老左那样好定力,她最担心的不是学校里人怎么看她,至少大面子上人们不至于给她难堪,怕就怕老杜听到了会怎么想,怎么做?她觉察到校园内有人投来的异样目光,比较起来,这种异样目光还没有总务处的一些人对她的宽慰可怕。她宁愿人家少说几句,她甚至怀疑那些宽慰者是在幸灾乐祸,是在变着法子的戏弄和挖苦。她的苦恼可以理解:被人打了一拳还不知是谁打的,想回击一下不知朝哪儿下手!本来,反右倾可以大显身手,这下子好,你身上有巴巴,还怎么说人家臭?她又安慰自己:冯至珍不也是难受了好些天吗?渐渐的也没人再说了,时间能磨平一切,只要老杜不闹,不几天就会云朗风清。老杜这个人一向精明自许,对这样捕风捉影的事,不搅臭在远处,一搅臭到身上,他会装聋作哑的。虽说钱文淑智商低,能想到这一层,还真是不简单。钱文淑终于暂时平静下来了。
散会后的姜铭脑子里也想着怎么落实左校长的部署,他一遍又一遍地搜索身边人的相关言论,努力找出有价值的材料。回家吃过饭后想到父亲那里转一下,听听老革命对时下形势的看法。到了父亲家,发现父亲还没回来,问母亲怎么这么晚了,爸爸还同回来?妈妈拉着他坐下,脸色很不好,对他说,你爸爸挨批判了!机械工业局派了工作组到厂里,把他厂长也下了。姜铭问:为什么呀?妈妈说,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听到一个大概:你爸爸的部队不是一野吗?一野的那个首长不是犯了大错误吗?你爸爸就是不信,那么多年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的人怎么会反党?打死我也不信!他当众就这样说,他的话被人检举到局里,局里派人下来一了解,许多工人虽然与老厂长有感情,但是在局里干部的疾言厉色威逼下不敢不为那个举报者的话作证。这样一来,罪名就坐实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我本来想去告诉你,老头硬是不让我去,他说这点委屈算什么?我相信上级领导,总会搞清楚的。你让儿子知道,他能帮我?如果真是我错了,我就认个错,还能把我怎么的?
听了妈妈的话,姜铭如五雷轰顶:一个二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反党分子呢?他这一辈子连最基层的领导都没反对过,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对上级就两个字:服从!反右派那会儿,机械局有个领导,曾经是他的战友,关系特好,划了右派,他照样批判,不讲一点情面,因为这是局党委吩咐的。尽管他也不知道那位老战友犯了什么错误。这老头这回怎么犯糊涂了?几十年只相信一条,上级领导说的话,决定的事都是对的,这一回上级说过去的那位大首长犯了大错误,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怎么就拗起来了?姜铭找不出适当的话安慰妈妈,不知所云地说了几句就回家了。他心里乱极了,他虽然心存侥幸,单位的同事一时不会知道父亲的事,左校长部署的工作这两天还可以装着没事人一样的先搞起来,至于以后,管不到那么多。他心里的乱和钱文淑心里的乱说一样也一样,说不同也略有不同。他们本是意气风发地准备为左校长和自己增光添彩,殊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一时间乱了方寸。前几天他遇到在思贤中学当老师的老同学,问起他们学校的情况,那位同学说,没听说学校要搞什么反右倾,反右派那时候动静大,现在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事。姜铭很奇怪,一雷打了天下知,同在一个市,一个教育系统,为何有两重天?看来左校长是有点不一样:是他比别人更能吃透上级精神,还是他自己更想有所作为?不管是哪一条,这位领导都得小心伺候。虽然父亲的事象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心头,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退后就有可能被别人唾沫淹死,被左步云整死。和父亲划清界限,父子俩还能活一个,袒护他不但护不了他救不了他,还把自己一块儿埋葬。想到这里,姜铭有了主张。
他在语文组决不是一流水平,所以,他这个组长不敢有盛气凌人的架势。他最怵的人是张承彦,既没有剥削阶级家庭背景,也没有个人历史问题,不苟言笑,深不可测;祁思魁根正苗红,虽不积极上进,却也看不出消极颓废,找不到岔儿;慎怀明调来不久,还没有深入了解。袁伯驹算是一个好人吧,工作上勤勤恳恳,对人谦恭有礼。但是,这好人也许只是表面上的,他是地主子孙,他是国民党军人,他和人民群众从心里来说就尿不到一壶,在揭批范若蠡时包庇袒护之情溢于言表。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室他和祁思魁谈起那个写大炼钢铁的孩子时说,孩子虽小,却也看出一些问题,没炼出好铁,反而把有用的铁器搞成铁屎,那孩子说,我长大了可不能这样干,对是对的,当老师的不能任他们这样写。多少人说的话对的下场却惨得很。看到我进办公室,他就没接着说,这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还有,他对老张说,老太太过七十大寿,想多买点好吃的孝敬她老人家,老婆两条腿跑细了也没买到东西,什么都没有,肉票不够还找大姨姐借的,看我们穷到啥地步了。你说他这是什么反动言论吧,真的算不上,说他对社会主义不满吧,好像也有点勉强。不过,按照左校长分析关于冯至珍一个鸡蛋的那段话,没有什么小火星子窜不起火苗的!整袁伯驹很容易,一个劈腿他就倒,他本来就比别人矮半截。祁思魁和张承彦是没指望的了,得先把慎怀明拉过来,姜铭现在胸有成竹。
钱文淑也在为教导处的会作准备,她在校长召开的那个会上听到别的科室的人说的冯至珍鸡蛋引发的话题,参加议论的就有总务处的一位。这一位恰恰是前几天充满幸灾乐祸心态对她进行宽慰的那个人。一想起这事她就恶从胆边生:你不言语你会死吗?你少说两句会死吗?什么“人嘴两块皮,说啥不稀奇。随他说,别往心里去。你又扎不住他嘴,再说了,你能不让他说,还能不让他想?爱咋想咋想。”什么“那些话你就当风吹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人就专喜欢捕风捉影,不管是真是假,先说着快活再说。要是我呀,我就找他们理论:有本事当着我面说!”这人这些话分明是默认谣言是真的,还夹杂着嘲弄。不给她一点颜色看看,还当我是透明体呢。
新一轮战斗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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