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制度（印度种姓制度的四个等级）

高种姓

高种姓

低种姓

低种姓

种姓制度在印度经久不衰，至今已存在了4000多年。

“种姓”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印度古代语言一梵语中“瓦尔纳（Varana）”一词的意译，见于《大般涅架经》、《大唐西域记》等。瓦尔纳一词原意为“肤色”，是指按肤色来划分的种族等级集团。在后来的译述中，“种姓”亦指印度封建时代的“阁提”地语，即按世袭职业划分的排他性的等级集团。

“种姓”形成一种制度，是与以种族压迫为表现形式的阶级压迫分不开的，而且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

历史材料表明，公元前两千年代中期，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中亚高原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征服了文明程度已相当高的印度本土居民达罗毗茶人。为了把自己从种族上同被征服的达罗毗茶人区别开来，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自称为“雅利阿”，而称达罗毗茶人为“达萨”。

后来，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阶级分化，在雅利阿内部派生出三个等级集团，这就是第一等级婆罗门，即僧侣，掌握神权，主持各种祭祀仪式，是人民精神生括的统治者第二等级是刹帝利，即武士，掌握政治和实权，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第三等级是吠舍，即农牧民和工商业者，“达萨”即后来被称为首陀罗的被征服民族被列为第四种姓。

除以上四种姓外，后来又形成了第五等级，即“播查亚纳”。他们受到雅利安人的鄙视，地位比首陀罗还低。

雅利安人拒绝与他们混合在一起，把他们排斥于种姓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了当代“贱民”的祖先，种姓以外的人。他们的地位与奴隶一样，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土地，只能在农村当佃、雇农，或在城市从事洗衣、制革、屠宰、清扫等“不洁”职业。他们的身体和用过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醒醒的，他们被视为不可接触者。

进入近代以后，种性越来越集团化、职业化。在原来五个主要种姓的基础上，又派生出若干种姓和亚种姓。根据1931口普查报告，印度每一语言地区大约有个200种姓和2000多个亚种姓，全印度共有800多个主要种姓和5000多个比较小的集团。独立后，印度政府为了促进国家“弱小部分”的发展，根据印度宪法第341和342条的规定，曾先后数次将一些种姓和亚种姓以及一些原始部落民列入宪法附表，给予特别“保护”和“照顾”。于是就有了“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之词。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构成了印度最落后的阶层，处于社会最底层。按印度1976年的一项统计，表列种姓约占全国人口的15.6%，表列部落约占7.5%。按口普查，全印度共有表列部落449个，表列部落民51628638人，占全印总人口的7.8%。

非人类的待遇

种姓制度自始至终与印度的政治发展紧密相联，种姓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政治斗争，种姓压迫实质上就是阶级压迫。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种姓斗争可说是近现代印度政治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在殖民地时代，种姓制度与印度政治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一是英国人对种姓制度的利用二是随着国大党的崛起以及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各种姓的印度人民都主动地或被动地卷入争取民族独立这一浩大的政治运动中来。

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所进行的长达约二百年的殖民统治，一是靠其自身强大的武力，通过高压手段二是靠“分而治之”的政策，即通过挑拨离间，利用印度人民中业已存在了若千世纪的民族、教派和种姓分裂，使之互相掣肘来实现的。因此，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教派、民族矛盾注定要为英国殖民者所利用。前加尔各答印度教大学英籍校长詹姆斯·凯尔就曾赤裸裸地说过，“种姓对我们的统治是有利的，因为种姓精神和民族团结是相矛盾的”。

1858年11月1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宣言中公开声称要“尊重”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传统风俗习惯。1917年英国殖民者又在“蒙太古—切姆斯福特改革法案”中规定，各种姓应按比例分配名额。企图以此来加深种姓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英国殖民者对种姓矛盾的利用，对印度各族人民的团结以及印度的民族独立斗争无疑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但是，随着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印度广大中低级种姓成员纷纷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了政治运动中来。

首先，印度沦为殖民地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以种姓矛盾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本能的憎恨，使高级种姓与低级种姓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低种姓成员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这就使得广大低级种姓成员有了参加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愿望和可能。

其次，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改善，广大底层种姓也有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力量，因而他们纷纷跻身于政治。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进入以后，加入印度国大党的低种姓成员越来越多了。

第三，国大党为壮大队伍，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采取措施大量吸收低种姓出身者入党。早期的国大党只不过是一个由高级种姓出身的欧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国大党领袖们日益认识到打破种姓界限，吸收中下层种姓成员对于壮大国大党队伍的重要性。于是，从国大党第二代人物提拉克和圣雄甘地起，国大党打起了“废除贱民制度”、“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旗号，国大党的大门向一切印度人敞开。圣雄甘地甚至将贱民称为“哈里真”，意即“上帝之子”。

在这种背景下，中下层种姓加入国大党的人数明显增加了，其中有些人还逐渐成长为国大党新一代重要领导人。某人作过的调查表明，独立前第二届议会国大党议员中，年龄在30~39岁之间的有50%以上不是贱民就是部落民，年龄在40~49岁之间的议员则有34%是贱民或者部落民。这说明到30年代，以贱民为主干的低种姓在政治上已经活跃起来。这无疑是国大党领导人意欲拉低种姓出身者入伙，培植一代贱民领导人的结果。

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此后，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当代印度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围绕着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斗争大量地、主要地是以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种姓矛盾和党派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姓冲突仍然成为独立印度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具体的表现，一是各种政治派别加紧了玩“种姓牌”的游戏二是高级种姓对低种姓特别是贱民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剥削日益残酷，贱民问题日益成为当代印度革命的关键问题，三是低种姓在政治斗争中日益成熟，逐渐迈向以政党为武器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新阶段。

下面，我们先谈谈印度各主要政党和政治派别是怎样玩“种姓牌”游戏的。

国大党对种姓制的政策基调是由圣雄甘地和尼赫鲁定下的。圣雄甘地是反对残民制的，但却不反对种姓制度，荒谬地主张把现代的众多种姓、亚种姓恢复为古代的四大种姓。尼赫鲁则一方面反对种姓制、贱民制，但在实际活动中又不得不迎合某些有权势的高级种姓，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正是从这种矛盾的立场出发，国大党政府赫鲁时期、夏斯特里时期和英甘地两次执政时期都试图以社会改良的方法，使高级种姓转化为农业资本家，或者通过赎买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让他们把资本投放到工业、商业、银行业中去，而使其转化为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或金融资本家，从而使贱民从他们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国大党政府也竭力促成宪法确立了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给予特别保护的原则。具体办法就是在经济上提供特别援助，文化教育上给予特别扶持，政治上通过设立“保留议席”和“保留职位”给予特别照顾，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

人民党和1980年4月从人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印度人民党对种姓制度的政策与国大党截然相反。这两个党都具有浓厚的印度教排外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想意识，认为印度的历史就是印度教的历史，主张保存和恢复印度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继续维护种姓制。人民党竭力反对国大党在种姓制间题上的改良政策，煽动和挑起对国内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的暴行，站在高等种姓一边对待贱民制度。

1977年人民党上台后，中止了国大党英·甘地政府的社会改良计划。高等种姓地主趁机反扑，夺回了按“二十点政纲”分配给贱民的土地，恢复了贱民的债务，拒绝发付最低工资，迫害和残杀残民的暴行十分突出。但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人民党玩“种姓牌，游戏的方法也在变动。

1990年岁末的政治风暴中，以维·普·辛格总理为首的人民党联合政府为渡过危机，抵消来自拉尔副总理被免职事件的不利影响，赢得压倒多数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匆忙宣布开始实施历届政府都不敢实施的“曼德尔报告”，除为贱民们保留21%的政府公职外，还将为贱民和印度仍比较落后的底层种姓增加27%的保留名额。此举立即引起高级种姓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种姓冲突。高级种姓出身者有约60人自焚，以示抗议。

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党同国大党一样，也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缓和种姓矛盾，解决贱民间题。两党都认为，在印度，封建地主阶级已基本消灭，现在只有一部分残余势力保存下来。国大党政府能够通过社会改良来消除封建残余势力，缓和种姓矛盾。

印度共产党主张通过民主革命来彻底铲除种姓制度。该党认为，贱民有革命的积极性，应把贱民的解放纳入民主革命运动的范畴，但是却未能提出具体的纲领。

无论印度各政党或政治派别怎样打“种姓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更加巧妙地利用业已存在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为自己的政治团体谋利益。如前所示，国大党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提高贱民的地位，缓和种姓矛盾，是为了赢得占印度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的支持，以便长期执政。人民党和印度人民党竭力维护种姓制度，是因为它们长期处于在野党、反对党的地位，它们必须依靠上层种姓来与国大党政府唱反调，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当代印度政治中种姓制度的第二大特点是高级种姓对低级种姓，特别是对贱民的政治迫害日益残酷，种姓矛盾日趋尖锐，贱民问题日益成为当代印度革命的关键间题。种姓迫害，最主要的是高级种姓的地主对贱民的迫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1968年在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农村里，残民因要求增加工资，有42名妇女和儿童被雇主锁在一间木屋内活活烧死，但凶手们却被高等法院宣布无罪释放，逍遥法外。在古吉拉特邦，一个贱民的孩子因误入高级种姓寺庙而被活活打死。据报刊透露，仅1973年，全印就有8187起迫害贱民的事件，1987年又增加到15059起。近年来，这类事件仍有上升趋势。

残民们连生存权都没有保证，更谈不上有其他政治权利了，表面上，残民也和其他公民一样有选举权。但是，残民处于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解雇、被迫害、被残杀的威胁之下，迫使他们不得不投靠某些政治、经济上有势力的高级种姓者，从而丧失了宪法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贱民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6，有一亿多人。贱民间题涉及面广、影响大，错综复杂，因此残民间题成了现阶段印度革命的根本间题。

底层种姓的日益觉醒，他们反对高级种姓压迫的斗争已从孤立的、小规模的、消极的反抗逐渐向集团化、政党化的积极方向发展。这可说是当代印度政治中种姓制度的第三大特点。

若千世纪以来，贱民们对高级种姓对自己的迫害总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50年代初，贱民们曾在当时通过的宪法中有关维护残民权益的条文推动下，开展了拒绝搬尸体、抬轿子的运动。他们还采取脱离印度教，改信其他宗教的办法来摆脱种姓迫害。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进入60年代以后，低种姓的斗争方式有了巨大变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些低种姓相继组织了自己的政党，提出了以争取人权、民主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纲领。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低种姓者成立的政党。它们都主张建立由印度土著民族达罗毗茶人组成的“德拉维达国家”，以反对婆罗门，摆脱印度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束缚和废除种姓制度为主要目的。前者曾于1967~1975年在泰米尔纳德邦执政，后者曾于1977和1980年两次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4月由贱民在孟买组织的“困豹党，。该党在1973~1975年间曾多次公开举行抗议活动。1974年1月5日该党组织了有1.2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党的领导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当前一切政党都不能解决种姓问题”，只有起来斗争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1978年，印度北方邦的贱民也组织了“无地农工斗争大会”，在新德里多次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这些情况表明，底层种姓的政治觉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渺茫的未来

种姓制度既是印度的一种严重的社会间题，也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间题。在印度历史的黎明时期，种姓制度就产生了，而且它仍将长期存在下去，继续对印度的社会、政治施加强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因很简单要消灭种姓制度，就必须在印度来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和宗教改革，彻底铲除种姓制度赖于存在的基础。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基础在印度仍然十分牢固。

第一，古代种姓制存在的经济基础一村社制度在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潮流的强大冲击下，虽然已发生重大变化，但由于未进行过彻底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直到现代，封建生产关系在印度广大农村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仍占统治地位，而绝大多数低种姓民居住在农村，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雇工和佃农，经济上不独立，这就造成了对高级种姓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只要封建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第二，印度教的理论为种姓制度披上了合法外衣，宣称贱民以及其他低种姓所遭受的苦难是由于前世不遵照种姓制规定而犯下的罪恶所招致的，只有经过今生的苦难和为高级种姓服务才能解脱高级种姓对他们的奴役和压迫是为了帮助他们解除苦难，等等。因而，要彻底消灭种姓制度，就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印度教进行全面变革。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目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印度历史上的反种姓斗争，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种姓制度。尽管在印度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发生过反对种姓制度的斗争，其中有些是思想领域里的，有些是暴力的，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种姓制度。种姓制度至今仍在印度，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顽固地存在着。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印度仍不可能发生一次彻底的反种姓斗争。因此，种姓制度仍将在印度长期存在。

第四，当代印度实行多党制，种姓制仍可以被各政党或政治派别利用来谋取私利。因此，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印度的任何政党或政治派别都不可能，也不会诚心提出一个彻底铲除种姓制度的纲领或计划并贯彻实行之。这也是当前高级种姓对低级种姓特别是贱民有恃无恐地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种姓制度仍将是困扰印度政治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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